主父偃的确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入仕的，拚得残生尽日欢，此身虽死又何妨？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搭上的不仅是自己，还有整个家族成员的性命。
主父偃一死，朝廷的气氛似乎轻松了许多。但董仲舒仍然恐惧，他虽然厌恶主父偃，但族诛的酷刑令他畏惧。他的困惑与日俱增：面对一位喜怒无常、极端残酷的君主，儒学如何去驯服，又怎能驯服得住呢？他日益感到自己的经术毫无意义。 讽刺的是，皇帝派吾丘寿王、张汤来向自己问道，他们来修习儒道，真不知道修成什么样子呢！
董仲舒还困惑于公孙弘，自从张汤向他讲了主父偃之死的缘由，他惊异于公孙弘确实是通儒术的，只是这儒术之用超乎自己的想象。昔年刘彻向董仲舒问灾异的时候，董仲舒也建议皇帝诛杀诸侯和外戚，但那并没有实际所指，而且确乎是灾异本身的预测。公孙弘却能将儒术翻云覆雨成精妙手段，还饰以仁义，这对儒术是福是祸？
又是十月，新的一年到来。
十一月，温弱的平棘侯薛泽罢相，御史大夫公孙弘拜相。
这是有汉以来第一个没有封侯的丞相，朝臣还没来得及议论合不合旧例，拜相当日，皇帝就以平津六百五十户封公孙弘为平津侯，此时公孙弘大约74岁。此后直到东汉，凡拜丞相必先封侯成为惯例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公孙弘是作为一介儒者而非功臣或是外戚走到封侯拜相这一步的，这对天下的示范效应，要远远高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苦口婆心宣讲的大道理。
当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会干什么呢？董仲舒不敢去想，他应该并不乐见一个曲学阿世的儒生，成为新一代的汉家儒宗。
不久之后，公孙弘先是引董仲舒和另一个修鲁学的瑕丘江公辩论，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，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；但接着，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王国相。
表面来看，这是一次重用，但董仲舒经历过上次牢狱之灾和担任江都王相之后，已经能看清这是一个“杀局”。胶西王也是刘彻之兄，“七国之乱”后封王，“为人贼戾”，“强足以距谏，知足以饰非”。人很聪明，你向他进谏一句，他有十句回你，而且说得更冠冕堂皇。胶西王最有名的事情，就是这些年凡是给他当相的，总会被他找出理由治死罪，实在找不出瑕疵的，就被毒死，总之有去无回。
王命难违，董仲舒只得东行。
见了胶西王，董仲舒没想到大王非常恭敬谦卑，一切皆依礼，但董仲舒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：自己连一个诸侯王都无法驯服，想以儒学驯服皇帝从而变革天下，更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貌似圣王，实为暴君，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，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，与尧舜文武、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。辅佐刘彻这样的“雄才大略”，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。
董仲舒终于想明白：公孙弘刻薄残忍，但未必是针对自己，而是面对刘彻不得不如此，他杀主父偃，贬斥汲黯，把自己撵到胶西，种种行径，目的是为了驱除异己，垄断皇帝的信任，从而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。
如今这些目的都达到了，公孙弘年老体衰，时日无多，不出所料的话，势必该有些作为了。
想到这里，董仲舒赶忙掌灯备刀笔，给公孙弘写了一封书。在这封短短的信里，董仲舒一共说了五次“仲舒叩头死罪”。当然，“死罪”在汉代是一个常用的谦辞，但反复说了五次，董仲舒只想传达一个意思：我服输。
特别是这么一句话：
仲舒愚陋，经术浅薄，所识褊陋，不能赞扬万分，君侯所弃捐。
一代儒宗都服输了，公孙弘见到这封书一定很高兴，他可能会想：老匹夫终于想明白了，也是真害怕了，不枉我把他发配到胶西王那里去。
那么，董仲舒在书信里提到的建议当然可以考虑了，那就是希望公孙丞相能效仿萧何，打开求贤之门，尽快让儒家垄断仕途，这与公孙弘的政见相同。公孙弘已经驯服了儒宗董仲舒，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，他把丞相官邸的东墙凿开，加盖了一幢新的建筑物，名曰“东阁”，在这里他招纳各类贤人名士，如果有特别出色的，就推荐给刘彻。
更重要的是，公孙弘彻底变革了汉代的文官制度。他推动刘彻下诏：
第一，以儒家原则建立中央太学。
第二，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，由太常选拔，以前的博士自己收弟子，此后博士弟子们由国家选拔配备，就像今天的“公费研究生”；同时，令各郡国层层选拔优秀子弟到太常博士处委培。“毕业”后经过考核，分送到中央担任“文学、掌故”等官员，优秀的可直接担任郎中。
第三，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，优秀的担任左右内史等京畿地区官员的属员，较一般的也担任各郡太守的属员。
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，保证儒生被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级官吏行列，随着这些人的正常升迁，汉代朝野的儒家官员甚至高官将会越来越多。
这正是董仲舒曾经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，也是公孙弘了不起的作为。
董仲舒七十岁那年，允许他返回长安的诏令到了，不知道是皇帝记起了他，还是公孙弘见到那封信后决定放过他。
辞别胶西王，董仲舒松了一口气，或许胶西王也松了一口气。
返回长安的路上，正值冬季，一路上都在下大雪。雪势之大，是皇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次。经过的郡县，总有贫民被冻死。董仲舒知道，这灾异预示着将会掀起可怕的大狱，但他再也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了。
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向皇帝上书，求皇帝准许他致仕。
皇帝答应了，又令张汤登门向董仲舒学习如何以儒术来审案。于是董仲舒作《春秋决狱》，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，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。从这一点上说，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。公孙弘也有《公孙弘》十篇，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，每个字值百金。
他们两人的差别，是作为经师拥有的政治德性不同。
故园仍在，木繁草长。董仲舒想起昔日“三年不窥园”的往事，想起汉景帝时，他还算年轻，有一日，天朗气清，他在家中读书，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。来者脱履登堂，风姿绰约，令他精神一振。主客交拜行礼，分别在席上坐下。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，此人并不苟且，仪态颇为大方，谈吐十分不俗。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，更是多有相契之处。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，又颇觉可疑，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，若非曾经同门共学、朝夕相处，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，然而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。
日光依然灿烂，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。
客人忽然说：“噢，要下雨了。”
董仲舒一怔，恍然大悟，笑着对客人说：“我晓得了！巢居知风，穴居知雨，卿非狐狸，即是鼷鼠！”
那人听到这话，大惊失色，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，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，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，仓皇跳出前厅，不知去向。
而现在，他每晚都到园子里，仰首观天象变幻，个中玄机只有自己能领会。不久，他听说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，两王皆自杀。而主持这次谋反大案审理的，正是当年险些害他被杀的高足吕步舒和时常求教的廷尉张汤。吕步舒和张汤以董仲舒的“《春秋》决狱”为蓝本，审理两王之案，最终有万人死在这场大案中。印证了上年冬日大雨雪所的寓意。
夜观天象，他还发现北极星旁的三颗星突然有一颗变得极暗，这预示着三公中有一人即将死去。而此时，御史大夫李蔡刚刚被免，太尉一直空缺，三公中唯有丞相公孙弘在任。果然第二年公孙弘薨于任上。
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？
他或许能理解，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、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，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。公孙弘穷尽后半生，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，从而与外戚、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。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，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、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，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，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。
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、灾异论说的道理，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。
但即便如此，董仲舒仍然无法赞赏公孙弘。理解，但决不赞赏，不是因为两人命运殊途，而是董仲舒仍然深深陷落在政治的困惑里。进入帝国时代的儒学，从理想上看必须驯服帝王，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吗？逐渐“经学化”的儒学，随着地位的升高，将来还有动力去批判驯服帝王吗？
多年以后，刘向、刘歆父子争论董仲舒的地位，父亲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，儿子刘歆却很不以为然，认为充其量只是“群儒首”。从董仲舒的毕生事业来看，刘歆所言不虚，他的确没有什么王佐之才；但倘若以理想主义来观，董仲舒岂又只是儒生之首？假如董仲舒遇上王莽，该会怎样？
我的愚见
儒家能治国嘛，我觉得不能，至少春秋之后的朝代都不能（春秋时孔子也没能实现），理想很美好，但就是乌托邦罢了，就像汉武帝想着是缘饰儒家来极权统治，儒宗的董仲舒想着是儒家能“驯服”皇帝做到仁治，然而最后可以得势的是公孙弘这样有儒皮而无儒里的人。此后儒家也就只能是皇权工具而无可能凌驾皇权之上。
儒家的假不仅仅是皇权只想着用它来驭臣，愚民，而皇权之人可以为所欲为，还在于儒家的一些理念其实有违人性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“三纲五常”，“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”，真正做起来也只能假做而已。
儒家也已不再是孔子、四圣所追求的那样，假仁假义虚有其表将是主流，披着仁义至圣的外衣，以达势为目的，是儒家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的生存之道，乃至影响着千年后的社会风气。
最后我想说，一切不是因为儒家而造就现在的人们，至少儒家想教人好，但人心，人性这些本生会造就一切，儒家只是最接近世俗人们的那种准则，即使没有儒家也会有其他家和儒家一样。
